谁是广州“补习天王”？
文章来源：广州日报
广州课外辅导机构出现老师“明星化”趋势 学生热衷报读明星老师课程
谢姨的女儿今年寒假报了一个补习班，女儿说，这是冲着“小蜜蜂”的名气去的。“小蜜蜂”原名叫梁锦文，是广州新东方学校的一名老师，因为其形象出现在媒体、报亭、地铁等各类广告中，俨然成为一个“明星”为大家熟识。
记者发现，无论是“个人明星”，还是“集体明星”，广州课外辅导机构已经出现“明星化”趋势，未来一段时间，会不会涌现出身价不凡的“补习天王”，社会各界对于“补习天王”现象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？ 文/图：记者邓仲谋
培训机构
“造星”手法各异
广州没有“补习天王”一说，但类似的“明星老师”、“皇牌老师”则大量存在各家机构里。在广州新东方学校的大幅广告里，能教18门课程的“小蜜蜂”梁锦文和能把英文说得像磁带中的一样的英语教师孔磊背靠着背，出现在广州各条地铁广告箱和各个报刊亭。翻开英讯?理想教育的课程简章，英文老师Angel树起拇指、笑容可掬的靓女形象，好像一下子从简章里“蹦”了出来。而在明师教育，一大片老师头像贴在前台显眼的墙上，“刘SIR”、“卢SIR”等若干个名师的头像格外醒目。
与一些机构主打个人形象不同的是，还有一些机构主打“集体明星”，希望推出一群“明星老师”。卓越教育的明星人物是一个被称为“Ball Sir”的卡通人物，据说，这个卡通人物还有原型，在这个原型的基础上赋予其他老师的明星气质而成，是一群明星老师的化身。
一对一课外辅导机构对于“明星老师”表现出一致的态度：不希望打造一两个“明星老师”，而希望人人都是“明星老师”。在学大教育各个教学中心，老师们的照片一字排开张贴在公告栏里，不分大小。虽然学大教育内部也有3A、5A教师之分，但是他们更希望把一批骨干教育打造成“明星团队”。精锐教育也表示不会着力推一两位“明星老师”，而是以团队服务学生，该机构甚至把一批“明星老师”资源整合成“私人教练系统”。
广州“明星老师”有四类 最低身价过万元
据了解，“明星老师”分为四类：
第一类是“明星老师”即为机构老板，身价为机构的赢利。
第二类是“明星老师”为机构股东，身价为股份大小。
第三类是“明星老师”为公司主管，普遍实行年薪制。
第四类是“明星老师”为公司业务突出的普通老师，月薪过万元。
广州“父母学堂”会长许化利认为，现在是个性张扬的时代，传统学校的老师更多是教书匠，在正常教学之外，无法在人文、个性方面迎合孩子，辅导机构正是看中这一点，推出“明星老师”，这就像湖南卫视的明星主持人，因为会跳舞、会唱歌等多才多艺迎合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“明星老师”的背景。
本报专家顾问团成员、卓越教育机构总裁唐俊京表示，课外辅导机构有品牌制和明星制两种发展道路，国内不少机构在开始时走明星制，但现在都在走品牌制。这主要是明星制对辅导机构不利，明星老师要价越来越高，甚至与娱乐公司的艺人一样分成，哪天明星老师走了，学生也被带走了。
“补习天王有一点明星效应，但属于市场炒作。”本报专家顾问团成员、学大教育徐文斌总校长认为，广州出现“补习天王”不大可能，主要是“补习天王”没有标准，是权威机构评选的，还是社会公认的，难以成为社会公认的人物。说到底，“补习天王”是机构招生的形象，要引导消费者不要迷信、崇拜这类头衔。
身为“明星老师”的“小蜜蜂”梁锦文也表示，在未来两三年内，明星老师确实有市场效应，吸引学生报读，但从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看，还是要有品牌。
●长得要有观众缘 ●出入都要穿名牌
香港“补习天王”年薪过千万
香港是盛产娱乐明星的地方，在补习行业，明星效应一样光彩照人，像遵理学校、现代教育、英皇教育等大型补习社都有自己的“补习天王”。在香港街头，“补习天王”的巨幅广告出现在繁华路段的黄金位置、双层巴士的车身上，甚至还全版彩色登在报纸头版，那种架势就如地产商一样。“补习天王”已成为香港教育的一道独特风景。明星一样的“补习天王”处处有讲究，长得要有观众缘，出入往往一身名牌，据说香港学生对于“补习天王”以服饰吸引人的做法“感觉良好”，许多家长也随子女喜好来挑选补习老师。
香港补习学校的行规是教师和补习学校五五分成，所以补习学生的人数决定了教师的收入。“补习天王”的年收入一般高达百万元，据说年薪过千万的“补习天王”有近20人，最高年收入可达1600万港元，远超过香港特首的年薪。初入行的补习老师也有五六万元的月薪，高于香港公立学校的教师薪水。由于薪水高，下课后的“补习天王”开跑车、买豪宅，甚至还爆出娱乐明星杨恭如与“补习天王”有过一段恋情的新闻。
记者观察
“补习天王”乃权宜之计
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“补习天王”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。
第一，它肥了老师，瘦了机构。在广州，补习机构的老师由于没有事业编制，没有财政支持，在教育圈里，往往属于“二等公民”。这种现象在多年前的香港也是这样，“补习天王”出现后，补习机构老师的待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但“补习天王”的出现也绑架了补习社。“补习天王”足以影响到整个机构的生存。一家香港补习机构称，他们那里走了一位“补习天王”，带走了一批学生，直到一年后才恢复元气。这种现象是现在广州大多数辅导机构所不愿看到的。
第二，它帮了孩子一时，有可能害了孩子一世。回顾补习行业的发展，上世纪80年代，香港的补习班主要以补习基础知识为主，只有差生才会上补习班。然而进入90年代后，大型补习社的出现使整个补习业越来越企业化，很多名校学生也参与进来。渐渐地，参加补习的人形成“羊群效应”，没有参加补习或不认识某位“补习天王”的学生，反而变成同学中的异类了。
诚然，“补习天王”的出现为学生获得了更高的考试成绩，为父母带来了望子成龙的希望，但他只着重应付公开考试，用最短的时间来获取最好的成绩，但对学生的知识没有帮助，无益于孩子读书做学问。
广州课外辅导机构出现老师“明星化”趋势 学生热衷报读明星老师课程
谢姨的女儿今年寒假报了一个补习班，女儿说，这是冲着“小蜜蜂”的名气去的。“小蜜蜂”原名叫梁锦文，是广州新东方学校的一名老师，因为其形象出现在媒体、报亭、地铁等各类广告中，俨然成为一个“明星”为大家熟识。
记者发现，无论是“个人明星”，还是“集体明星”，广州课外辅导机构已经出现“明星化”趋势，未来一段时间，会不会涌现出身价不凡的“补习天王”，社会各界对于“补习天王”现象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？ 文/图：记者邓仲谋
培训机构
“造星”手法各异
广州没有“补习天王”一说，但类似的“明星老师”、“皇牌老师”则大量存在各家机构里。在广州新东方学校的大幅广告里，能教18门课程的“小蜜蜂”梁锦文和能把英文说得像磁带中的一样的英语教师孔磊背靠着背，出现在广州各条地铁广告箱和各个报刊亭。翻开英讯?理想教育的课程简章，英文老师Angel树起拇指、笑容可掬的靓女形象，好像一下子从简章里“蹦”了出来。而在明师教育，一大片老师头像贴在前台显眼的墙上，“刘SIR”、“卢SIR”等若干个名师的头像格外醒目。
与一些机构主打个人形象不同的是，还有一些机构主打“集体明星”，希望推出一群“明星老师”。卓越教育的明星人物是一个被称为“Ball Sir”的卡通人物，据说，这个卡通人物还有原型，在这个原型的基础上赋予其他老师的明星气质而成，是一群明星老师的化身。
一对一课外辅导机构对于“明星老师”表现出一致的态度：不希望打造一两个“明星老师”，而希望人人都是“明星老师”。在学大教育各个教学中心，老师们的照片一字排开张贴在公告栏里，不分大小。虽然学大教育内部也有3A、5A教师之分，但是他们更希望把一批骨干教育打造成“明星团队”。精锐教育也表示不会着力推一两位“明星老师”，而是以团队服务学生，该机构甚至把一批“明星老师”资源整合成“私人教练系统”。
广州“明星老师”有四类 最低身价过万元
据了解，“明星老师”分为四类：
第一类是“明星老师”即为机构老板，身价为机构的赢利。
第二类是“明星老师”为机构股东，身价为股份大小。
第三类是“明星老师”为公司主管，普遍实行年薪制。
第四类是“明星老师”为公司业务突出的普通老师，月薪过万元。
广州“父母学堂”会长许化利认为，现在是个性张扬的时代，传统学校的老师更多是教书匠，在正常教学之外，无法在人文、个性方面迎合孩子，辅导机构正是看中这一点，推出“明星老师”，这就像湖南卫视的明星主持人，因为会跳舞、会唱歌等多才多艺迎合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“明星老师”的背景。
本报专家顾问团成员、卓越教育机构总裁唐俊京表示，课外辅导机构有品牌制和明星制两种发展道路，国内不少机构在开始时走明星制，但现在都在走品牌制。这主要是明星制对辅导机构不利，明星老师要价越来越高，甚至与娱乐公司的艺人一样分成，哪天明星老师走了，学生也被带走了。
“补习天王有一点明星效应，但属于市场炒作。”本报专家顾问团成员、学大教育徐文斌总校长认为，广州出现“补习天王”不大可能，主要是“补习天王”没有标准，是权威机构评选的，还是社会公认的，难以成为社会公认的人物。说到底，“补习天王”是机构招生的形象，要引导消费者不要迷信、崇拜这类头衔。
身为“明星老师”的“小蜜蜂”梁锦文也表示，在未来两三年内，明星老师确实有市场效应，吸引学生报读，但从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看，还是要有品牌。
●长得要有观众缘 ●出入都要穿名牌
香港“补习天王”年薪过千万
香港是盛产娱乐明星的地方，在补习行业，明星效应一样光彩照人，像遵理学校、现代教育、英皇教育等大型补习社都有自己的“补习天王”。在香港街头，“补习天王”的巨幅广告出现在繁华路段的黄金位置、双层巴士的车身上，甚至还全版彩色登在报纸头版，那种架势就如地产商一样。“补习天王”已成为香港教育的一道独特风景。明星一样的“补习天王”处处有讲究，长得要有观众缘，出入往往一身名牌，据说香港学生对于“补习天王”以服饰吸引人的做法“感觉良好”，许多家长也随子女喜好来挑选补习老师。
香港补习学校的行规是教师和补习学校五五分成，所以补习学生的人数决定了教师的收入。“补习天王”的年收入一般高达百万元，据说年薪过千万的“补习天王”有近20人，最高年收入可达1600万港元，远超过香港特首的年薪。初入行的补习老师也有五六万元的月薪，高于香港公立学校的教师薪水。由于薪水高，下课后的“补习天王”开跑车、买豪宅，甚至还爆出娱乐明星杨恭如与“补习天王”有过一段恋情的新闻。
记者观察
“补习天王”乃权宜之计
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“补习天王”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。
第一，它肥了老师，瘦了机构。在广州，补习机构的老师由于没有事业编制，没有财政支持，在教育圈里，往往属于“二等公民”。这种现象在多年前的香港也是这样，“补习天王”出现后，补习机构老师的待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但“补习天王”的出现也绑架了补习社。“补习天王”足以影响到整个机构的生存。一家香港补习机构称，他们那里走了一位“补习天王”，带走了一批学生，直到一年后才恢复元气。这种现象是现在广州大多数辅导机构所不愿看到的。
第二，它帮了孩子一时，有可能害了孩子一世。回顾补习行业的发展，上世纪80年代，香港的补习班主要以补习基础知识为主，只有差生才会上补习班。然而进入90年代后，大型补习社的出现使整个补习业越来越企业化，很多名校学生也参与进来。渐渐地，参加补习的人形成“羊群效应”，没有参加补习或不认识某位“补习天王”的学生，反而变成同学中的异类了。
诚然，“补习天王”的出现为学生获得了更高的考试成绩，为父母带来了望子成龙的希望，但他只着重应付公开考试，用最短的时间来获取最好的成绩，但对学生的知识没有帮助，无益于孩子读书做学问。